振奋2009

　　“……每个人民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首国人心中永远的歌，慷慨激昂地唱出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无惧艰险，与帝国主义列强奋勇抗挣到底的民族气概。

　　如今，虽时过境迁、硝烟不再，中国人也已站了起来，甚至还正悄然走向富国之路；然而，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中，中国人遭受外敌欺侮、侵略的历史还在以不同形式继续着。

　　在和平年代，西方的一些国家畏惧新中国的快速崛起，祸乱中国的狼子野心从来就没有泯灭过，只不过所不同的是，在现今世界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掩饰下，原先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已然演变成了隐蔽性更深的、危害性更强的渗透式侵犯，染指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最典型的就是文化渗透，而西方国家中最乐此不疲的莫过于美国。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等西方强势国家就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乃至现在的网络，向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灌输“西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时至今日，英语比汉语更流行，美式好莱坞大片如海啸汹涌，“情人节”等洋节大行其道，麦当劳叔叔和肯德基大爷作威作福……如此种种。

　　不是说我们还应该留辫子、穿大褂、闭关锁国，而是在欣然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要忘记“子曾经曰过”的，其实更让人揪心的是，我们的骨子里正渗透着美国式的文化思想——所谓的“民主、自由、开放、人权”。美国一名社会学家声称：美国流行文化的传播是长久以来人们为实现全球统一而作出的一连串努力中最有效的一次行动。 美国兰德公司也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称，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外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

　　美国后生的小算盘显然打得比老祖宗们响，培养“二狗子”自然比十年磨一砺要来得立竿见影。在肥沃的美式“人权”土壤上培养的幼苗，如今已可见一斑了。以达赖带领的藏独集团制造“3·14”为先导，前赴后继，热比亚为首的世维会又如出一辙地仿效上演了“7·5”事件。养军千日，用兵一时，可以说，此二事件给他们的美国主子呈上了令其欣慰的答卷。事件也许可短期平复，但冤孽却远没有甘休。美国更是借强势话语权与同党里应外合，极尽无耻之能事，大肆歪曲历史真相，鼓噪敌对矛盾，以加速颠覆中国的进程。

　　此外，美国用以祸乱中国的砝码也远不至此，除了西藏与新疆，还有台湾、钓鱼岛……比比皆是。诸如政治、经济、法律等其他领域的压制和侵略更不必多言……长此以往，国何以堪？尚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况悠悠大国乎？

　　当年，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而今，要换个说法——不在觉醒中雄起，就在麻木中灭亡！因为，外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不能觉醒，更有甚者还呆若木鸡、趋之若鹜、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就像国歌里唱的一样，眼下又到了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中国人唯有觉醒、雄起，万众一心，才能前进、前进，继续前进。

　　提到当前西藏话题热门的原因，就必然要提到所谓的“西藏问题”，而该问题涉及到的很多政治因素在这里就不予赘述了，只想就关于“西藏自古以来就不属于中国，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观点予以反驳和解读。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将几千年文化传承至今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和铸就了中华民族雍容大度、平和中庸、谨慎内向、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和兼具了统一性、连续性、包容性、多样性的文化特征。历史事实证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就趋向于华夏民族的统一，就没有停歇过民族和文化融合的脚步，这也是人类文明前进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中华各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历史潮流中，藏民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交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西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也是密不可分的，藏民族必然秉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民族血缘

　　公元七世纪初，西藏吐蕃王朝时期，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高原上实现了统一，定都逻娑（今拉萨）。而此时中原的大唐，早已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建立起了强大的统一政权，并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松赞干布锐意修好唐廷，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然而，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并未生子，真正把血液融入藏族的，是大唐的另一位公主——金城公主。

　　公元704年，吐蕃王朝的王位传到赤德祖赞（698年－755年，吐蕃第36任赞普，又译尺带珠丹、墀德祖赞）手中。赤德祖赞继承了松赞干布与大唐和亲的路线，曾打算为自己与大理南诏公主所生的独生儿子迎娶大唐的金城公主为妻。不料，金城公主（唐玄宗李隆基的公主）到达西藏前，那位被视为“天神所赐”的儿子不幸坠马而死。后来，在大臣们的劝说下，她嫁给了赤德祖赞本人，并与赤德祖赞生下了赤松德赞（742年－797年，又译墀松德赞）。

　　藏族自古以来就有交好一个大国，作为依靠的传统。而，西藏当时选择了强大的唐朝而没有与戒日王统治时期下强大的印度交好，这是根据人文、历史、经济等多种需要做出的历史抉择，而不是强权压迫的结果。

　　从地理角度看，当时的大唐建都西安，距西藏较近，大唐盛世的发展会对西藏造成不可小视的辐射。这也决定了西藏与中原必然的血脉关系。

文化融合

　　藏族在与其他民族不断交流和相互吸收与促进的漫长历史中，创造和发展了具有特色的灿烂文化。无论从文物、文字、习俗、宗教等方面所展现出的中华文明的缩影，还是从文学艺术、教育、科研等多方面的交流，都无疑体现了藏文化与中华文化无法割舍的血脉之情。

　　藏族本土文化是位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雅砻河谷的吐蕃文化和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古象雄文化逐渐交融而形成的。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从中原、印度、尼泊尔传入吐蕃，逐渐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与此同时，南亚的印度、尼泊尔文化以及西亚的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特别是中原的汉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松赞干布请亲的主要目的，还是吸取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如，文成公主进藏时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金城公主进藏时，曾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多种工技书箱和使用器物入藏，金城公主还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藏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这一系列举措，对于地处高原恶劣自然环境下生产力极低的藏民族来说，是提高自身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重要举措。

　　总之，吐蕃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

　　大唐遭逢“安史之乱”、国力渐衰之时，赤松德赞率吐蕃军队四处征战。藏族军人与陇、青、川、滇边的原住民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有的还成为当地的土司。这些人既保持着藏族的生活方式，又继续着同中原百姓与政权的交往，与内地经济结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外，藏传佛教的僧侣也把寺庙和香火在新占领的地区种下，传播了藏传佛教，并与汉地佛教进行了融合。

政权归属

　　翻翻历史就不难看出，还是那句实话，“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1279年元朝忽必烈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开始，西藏就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

　　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 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正式勘定的。1793年清朝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一直是此后一百余年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和元、明、清三朝一样继续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了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得以和平解放，中央政府顺应民意，于1959年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成为了新社会的主人。

　　有人说，如果你换个角度，世界将大不同。而我想说，不管是从文化角度的解读，还是从历史事实的反驳，那句饱受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热炒的“藏独”观点始终毫无立足之地，藏民族文化不仅与中国文化血脉相通，而且，至今仍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 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发表后外媒的反应

　　鉴于长期以来，国际上所谓“西藏问题”的烟雾弥漫，恰逢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2009年3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
　　白皮书从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民主改革和西藏半个世纪的历史巨变三个方面，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数字和无可厚非的事实，对以往西方反华势力向中国发难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全面、彻底、实事求是的回答。可以说，迷雾散尽，真相大白。
　　然而，我们注意到，某些甚至以标榜“客观”著称的西方媒体并没有关注白皮书揭示的西藏历史真相，其反应却是视而不见，误读误导，转移视线。或许，这些西方媒体已然是罔闻成性，视“弱”成疾。

避重就轻，不能正视历史

　　路透社报道说，“当众多陷入经济困境的发达国家指望中国能拉他们一把时，中国将西藏的冲突归咎为西方国家针对北京的阴谋。” “中国对西藏局势的阐述意在帮助中国在西方批评和藏人抗议中赢得公众支持。”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中国在达赖逃亡50周年之际发表了西藏问题白皮书，对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进行了赞扬，并指责西方试图在西藏制造紧张气氛。”
　　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某些西方媒体的如此反应也并非意料之外，可以看到，白皮书中的引文全部源自国外的史实性文献，其目的就是想借此矫正更多“弱视”群体的眼球，让他们可以正视历史，直面真相。不过，此番良苦用心终究石沉大海，避重就轻的伎俩使这些西方媒体在“弱视”的末路上踉跄地更远了。
　　白皮书中引用了1904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的详细记载。他说，当时的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
　　这是被西方媒体所规避的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真相之重。
　　另外，旧西藏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把封建农奴制下的社会描述成梦想中的“香格里拉”。而德国《我们的时代》周刊刊登的题为《这并不关系到人权》一文却指出：“这些人，在他们统治期间肆意践踏西藏人民的尊严和人权，今天却装出一副人权的维护者的面孔来。”
　　这也是被西方媒体所规避的旧西藏“香格里拉”谎言之重。

    然而，这些西方媒体对西藏史实与谎言真相视而不见，而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肆意捏造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的动机却情有独钟，显然，其“弱视”之下必有隐情。

双重标准，阻挠中国崛起是根本目的

　　白皮书“结束语”中指出，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为了反南部分裂主义和奴隶制度，解放黑奴，不惜发动长达4年之久的大规模国内战争，耗费150多亿美元的战争费用，造成110多万人员伤亡和不可估量的各种损失。领导这场战争的林肯总统因此而名垂青史，至今仍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称颂。
　　白皮书还指出，一些西方反华势力却无视客观事实，颠倒是非，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西藏封建农奴主的总代表十四世达赖吹捧为“人权卫士”、“和平使者”、“精神领袖”，而将废除封建农奴制、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的中国政府指责为“侵犯人权”。
　　同样是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和奴隶，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同样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乜？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云说：“美国、英国、法国等国都曾设立纪念日纪念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希望那一页永远被翻过去。如果他们用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心态看待中国在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毫无疑问，这些西方媒体的态度完美地诠释了其政府价值观的双重标准。
　　那么，缘何会前恭后倨呢？
　　张云说：“中国的发展让一些西方国家感到压力，他们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于是试图把西藏作为延缓中国崛起的手段。”而由于西方大部分民众和媒体对西藏真实情况不够了解甚至存在误解，于是，西方一些反华势力认为，打所谓的“西藏牌”给中国制造麻烦会成为阻挠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突破口”，而且成本很低。
　　“弱视”却不甘势弱，看来，这才是西方“弱视”群体俯首甘为“两面派”的根本原因。

　　《黄帝内经》曰：“妒火中烧，可令人神不守舍，精力耗损，……疾病滋生。”故，不甘势弱须勿视弱，正视历史、腹可撑舟方能祛妒疾。“善莫大于恕，恶莫大于妒。”切莫以己所不甘，行大妒之恶。